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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非荒唐的联想:嘉靖“倭寇”与当今中国房地产热  

2011-07-25 13:17:26|  分类: back home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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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提要】明代嘉靖时期朝廷愚昧的海禁政策,导致了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人民顿失生计,被逼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。嘉靖抗"倭" 延缓了社会的。当前过热的房地产和过高的房价若得不到遏制,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,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。   上篇:数百万人民顿失生计是嘉靖"大倭寇"产生的根本原因   1980年以来,学家对明代嘉靖时期困扰我国东南半壁的“倭寇”问题进行了反思: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,由商、民转为寇、盗;“倭寇”的首领和基本队伍大多是中国人;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,广大破产农民、手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,逼使政府做出了有限的开放;抗“倭”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。①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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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,仅对窃以为还没有开展充分讨论的问题谈些看法,希冀有助于研究的深入。   一、海禁使沿海数百万民众顿失生计。   嘉靖三十一年(1552) 是嘉靖"倭寇"的分水岭。是年二月,徽商王直入定海关,图以协助官方剿杀另一走私头目广东人陈思盼功,"叩关献捷,求通互市" ,弗许。至此,商人乃对弛禁绝望,又遇番人逼还所赊货值。在内外交困下,海商集团首领王直登高一呼,广大"失其生理" 者(唐枢:<<复胡梅林论处王直>>,<<明经世文编>>270卷 ) 群起响应,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、杀戮。   本篇主要探索的是,时"失其生理" 者几何?要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,已不可能。我辈所能做到的,仅是根据相关史料,推理出大致近似的结论。本篇构思的前提,就是研究嘉靖“倭寇”绕不开的人物、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第一当事人——时任闽浙最高统帅的朱纨在第一时间提供的一个官方数据:嘉靖二十七年五月,即明军捣毁宁波双屿港的次月,浙江海域,"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余艘" (<<双屿填港工完事疏>>,<<明经世文编>>205卷) 。   这是一条被无数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引用过无数次的史料,恐仅黄仁宇先生认为,"数字似属夸大" (<<万历十五年>>,中华书局 ,1982年版,第172页) 。笔者无力就此展开讨论,在此,仅引入一条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史料。明礼部尚书、鄞人张邦奇(1484-1544) ,在欢送嘉靖时期的宁波市舶提举司陈克宽任满赴京考绩时曰:"甬东……每岁孟夏以后,大舶数百艘,乘风挂帆,蔽大洋而下,而温、台、汀、漳之处,海贾往往相追逐,出入蛟门"(<<西亭饯别诗序>>,<<明经世文编>>147卷) 。这说明,至迟到嘉靖二十三年(1544) ,仅宁波府的违禁出洋的大船就达数百艘,而此后至嘉靖二十七年,是海上走私贸易发展最快的几年。   此外,朱纨集结6000将士围剿双屿所调用的380艘战舰,有部分是从闽浙民船中征来的,在海战中,又曾烧毁船舶77艘(部分是葡萄牙船)。也就是说,双屿之役前后,仅泊浙江的民间海船为1500艘左右。再据此推理,时在闽粤的双桅船应不少于500艘。所以,我们姑且假定,当时我国从事或可以参与海外贸易的船舶为2000艘。   自宋元至明清,我国外贸商船每艘的平均人数大概是100余人,内约三分之一是船员,其余多数是商人。不过,嘉靖年间直航日本、朝鲜、琉球或南洋诸岛的通番船不多,绝大多数走私商人仅在浙江双屿、福建月港等与葡萄牙、日本等夷人或由海外返回的华人进行转口贸易。因此,其参与船舶、人数的总体规模,似应作国内沿海往来的商船观。故我们又假定走私船的平均从业人员为40人,其中三分之二系船员,余为商人。那么,暂且锁定嘉靖中,在东南海上从事走私的商人和海员为8万人。   笔者有从事过相关职业的经历,略知帆船时代,如果从事海上作业的苦力有多少,与之对应的内河船舶、维修船厂、搬运装卸及饮食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似应不低于前者。同样,海商有多少,与之接轨的内地行商、坐贾似应不少于前者。假定海、陆的谋生者相等,则直接在新兴的海外贸易产业链上的从业人数为16万。又假设明代后期的户均人口为5人,这就涉及到80万人的生存。按:虽然,从业人员不可能平均分布在一个家庭,但是,一些舶主、商人的资本是借贷的,海禁会殃及另一些家庭,故笔者视两者的因素互为抵消。   又不难理解,如果从事、贸易、服务的人员有多少,商品的制造和原料的开采、种植者应数倍于前者。同时,嘉靖海禁所禁的是一切海上航行,则沿海商贩的过省舡和世代靠捕鱼打柴甚至晒盐等为生者,也为之受累。如此道来,公元1550年前后因噎废食的海禁,使东南地区数(二)百万仗海为活的民众"失其生理" ,这就是嘉靖“倭寇”产生的根本原因。   二、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——外贸中心远离中心。  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拓展,与是否拥有优良的中心港口有很大的关系。而港口的生命力,除了天然条件,如港口的深度和广度等外,处决于港口腹地之大小、物资集散能力之强弱及所在地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之高低。隆庆后,虽然明廷被逼做出了有限的开放,这对明末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。但外贸重心再次南移,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。   为什么嘉靖中前期的短短二、三十年,两浙的走私贸易一举超过了闽粤;为什么五口通商后,上海港仅用了十年时间,就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外贸中心港——广州港;又为什么新时期浦东开放十余年,长江三角洲便成了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最亮点呢?事实说明,中唐以降,长江三角洲应是我国外贸中心港的不二选地。   16世纪,宁波外海的双屿港,不只处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,且浙东运河与我国最重要的运河——大运河相连;海舟过杭州湾就可驰入我国最大的内河——长江,更重要的是,斯港具有国内最大、最重要的经济腹地,附近的宁、绍、杭、嘉、湖、松、苏、常的手工业和农业相当发达,是国内的制造业中心和大宗出口商品的主产地,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,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经济中心,故港口的吞吐能力和出口商品的生产、组织及舶来品的疏散、消费远非闽粤诸港可比。   历史早早给了长江三角洲外贸重心的机遇,当地的"三尺童子,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,远近同风" (朱纨,上揭文) 。遗憾的是,统治者为了集权的稳定,不借一切地使其夭折,并竟以填塞天然良港为后快。此后的整整三百年,华夏的外贸中心港始终与长江三角洲互缘,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是极为不利的。可以设想,在设有动力、机器的岁月,进出口商品靠人扛肩挑过海拔1000米左右的大庾岭(南北主通道的必经之路),将付出何等的代价?又由于这一时段的长江三角洲,恰恰也是全国的一元文化中心,翠集了神州半数的文化人,若与外交流远离了这个核心,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样是很不利的。总之,16世纪中叶-19世纪中叶,我国的对外交流重心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,这是嘉靖抗“倭”付出的另一个愚蠢的代价,也是当前研究者一个不该忽略的问题。   三、对嘉靖“倭寇”的基本看法。   不近人理的海禁,使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民众顿失生计,是嘉靖“大倭寇”产生的根本原因。所谓的嘉靖"御倭战争" ,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、以海员为骨干的广大破产农民、手工业者及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反对朝廷海禁思想的斗争。在"倭寇"总数中,真正的日本人,不足十分之一(以往所论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,通常指海上的,其实,在陆上接应、向导、打点、协助的更多)。16世纪中叶,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;我们不能低估中华民族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。这场国内战争给东南沿海精华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主要责任,应有统治阶级来承担。无意代表世界发展潮流的海商等被镇压了,但客观上冲击了封建藩篱,逼使地主阶级做出了让步,进行了有限的开放,包括东南沿海的"放洋" 和北部与蒙古的封贡互市。   痛心疾首,嘉靖抗"倭"阻碍了中西方第一次全面的接触,中国放弃了同一水平线上的起跑,失去了与西欧平等对话的机会,又犯了对外交流中心远离经济中心、文化中心之大忌。抗"倭"也使早期的西方列强在华遭到重创,影响了近代世界的格局。   嘉靖抗"倭"所反映的封建利益高于一切,为了王权统治的稳定,丝毫不考虑外贸商品交流的成本和条件,视民族振兴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不顾的反动思维,影响了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,使古老的中国越来越偏离世界的主流。   嘉靖抗"倭"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落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换言之,嘉靖时期,如果能正确处理好迅捷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,积极参与同西方早期列强的竞争,则中国乃至世纪的近代史可能重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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